竞技宝测速站官网:自博书刊 新时代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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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数字资源的开放是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藏品、展览及活动是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主要方向。文章认为要推动博物馆数字资源的进一步开放，博物馆从业人员服务理念的转变是前提，制度建设是保障，坚持资源内容至上，并统一资源标准、加强平台合作、强化经济支撑，才能真正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一样的行业的公众共享博物馆文化。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合理规划利用数字资源可以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一样的行业的公众共享博物馆文化。近年来，很多博物馆进行了数字资源开放尝试，数字展览、直播活动、教育课程等文化资源纷纷上线，深受公众欢迎，也大幅度的提高了博物馆界和公众对数字资源的关注度。但客观而言，真正的完成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非单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涉及理念以及理念基础上的一系列选择，应认真加以分析与研究。

  回顾博物馆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博物馆资源开放的发展脉络和公众对博物馆资源的需求来做分析，会发现数字资源的开放是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

  博物馆资源开放经历了 5 个不同时期。古时收藏处于秘藏阶段，藏品只供藏家及少数人欣赏，这一阶段资源不开放；近代博物馆诞生之后，博物馆向一定的上层人士开放，是资源开放的萌芽期；及至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出现，博物馆向社会开放的程度得以扩大，是资源开放的形成期，此时主要是藏品、资料的开放查阅；20世纪90年代后至21世纪初，信息技术快速地发展，开放的资源增加了很多资讯类数字信息，此时是资源开放的发展期；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快速地发展，给博物馆数字资源建设及开放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是资源开放的“勃兴期”。

  技术的革新，为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开放提供了支撑，而真正促进资源开放的还是公众对博物馆资源的渴求。新冠疫情的发生成为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催化剂，2020年抗疫期间，全国博物馆推出2000多个线），公众对于数字展览、直播活动的热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众对于博物馆数字资源的渴求与期待。

  从现实角度，由于地理位置、距离、时间等多方面原因，博物馆资源并不能惠及所有公众。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可以保障不一样的地区、不同社会人群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这将直接推动博物馆领域文化服务的均等化。2020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将数字资源开放情况作为评价指标之一；2023年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关于公共博物馆绩效与财政拨款挂钩的意见》中也将“数字化建设”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可见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开放已成趋势，是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近年来，全国各大博物馆纷纷开展数字资源开放的相关工作。利用高清扫描、3D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进行文物的高精度数字化复刻，将数字资源存储于云端或专用数据库中，为后续开放共享奠定基础。许多博物馆推出线上展览，如全景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云游敦煌等，公众只需轻点鼠标或滑动屏幕，即可参观展览；积极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如虚拟博物馆、在线课程、互动游戏等，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多样的学习体验。可见，我国博物馆针对数字资源的开放已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收获了一些正向反馈，为今后的优化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客观地说，仍存在不少不足，还需系统加以梳理分析。

  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为收藏、陈列、教育，这也是博物馆实现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对应博物馆各类资源中，由博物馆保管的藏品，研究的成果，举办的展览、活动，应是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主要方向。

  根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全国102万家国有单位共收藏有可移动文物10815万件（套）。普查对2661万件文物进行了基础信息的采集登录，拍摄文物照片5000余万张，数据总量超140TB（鲁明，2017），并在国家文物局网站“公共信息服务”栏“可移动文物信息”中公开了文物普查数据。北京、浙江、河北、山东、吉林、江西、陕西等地建立了博物馆数据平台；各博物馆也纷纷在官网、官微公布馆藏相关信息。开放的馆藏数字资源基本按类型或年代分类，主要涵盖文物的名称、年代、级别、尺寸、来源、简介、图片、3D模型等。但馆藏数字资源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①纳入公开范围的往往只有少部分馆藏珍贵文物，且这部分文物因其珍贵性通常已在常设展览展出；②公开藏品的图片清晰度普遍不高，无法查看细节图；③馆藏藏品总量、收藏体系等基本没有涉及；④藏品总目或者藏品数据库公开的博物馆少之又少；⑤藏品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版物、研究论文、发掘报告及相关展览信息等基本为零，缺乏深度研究性内容；⑥藏品检索功能极为简易或缺失。

  以往很多博物馆临展结束后，将展览以“展览回顾”的形式通过图文简介在官网进行展示，2019 年国家文物局推出“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此后省级平台也纷纷推出，数字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20年1月22日，为应对新冠疫情，各地博物馆相继宣布闭馆，在博物馆界已兴起的“数字展览”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数字展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展览纷纷走向云端。

  数字展览从传播途径看，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博物馆官网、官微数字展览；二是以“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为代表的各个网络站点平台集中收录的各地博物馆数字资源；三是微博、抖音等各大网络站点平台联合博物馆进行展示的数字展览。形式主要有图文在线展、实景三维展、三维虚拟展三种（黄洋，2020）。图文在线展将展览大纲搬到网上，类似一个电子的展览宣传册，如安吉县博物馆的“金榜题名时——中国科举文化展”a；实景三维展将公众置于三维展厅空间里参观，有重点文物介绍、场景跳转等，如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云端自然”空间 b；三维虚拟展并没有对应的线下实体展览，而是按类别或主题汇集了较为丰富的而原本又是十分零散的博物馆藏品，如浙江省博物馆2021年推出的“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c。目前，数字展览以前两种方式居多，基本是对已有线下实体展览的实景展示或加工升级，极少有完全脱离实体展览而独立存在的原生数字展览。且在实景三维展中也存在着鼠标使用不灵敏或过于灵敏的现象，以及较多展板无法点击放大、展板反光、灯光眩光、展品无细节、多媒体信息无法播放等问题。

  教育活动也是博物馆向公众输出的重要产品，最重要的包含讲解导览、专题课程、主题活动等。教育活动现场举办时受众相对有限，但若利用互联网公开活动内容，则会极大的提升活动的教育传播效果。此类数字资源的传播途径与展览数字资源相同，最重要的包含图文形式的介绍、网络短视频、直播等形式。

  上述三种数字资源中，展览和教育活动具有显性效应，本身对公众是开放可及的，而馆藏对于公众来说，相对封闭，除了展陈展出的藏品，公众几乎不可能看到“藏”在库房中的文物，因此馆藏数字资源的开放应是最为必要且迫切的。当然，除了上述三类资源外，还有资讯信息的开放，如博物馆的介绍、博物馆之友、参观指南、文创信息等，此类信息的公开度已较高，不再赘述。

  博物馆是文化资源高度集中的机构。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开放旨在提升其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使博物馆资源让公众可及，降低公众享受博物馆资源的成本，更好拓展博物馆教育的覆盖人群，实现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那么，博物馆如何通过数字资源的开放，起到更好的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作用？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博物馆条例》规定“博物馆应该依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交流与合作”。这是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最基本依据，但并没有阐明博物馆信息公开的直接职责，资源的公开与否、公开比例、公开程度等的决定权均在博物馆。专门规范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法律和法规的缺失，加上博物馆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将导致资源开放的脚步停滞不前。因此，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将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纳入博物馆行业有关法规、条例，使其成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指挥棒，并纳入相应考核机制，拓展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深度及广度。

  数字资源开放的核心应是资源开放的“内容”，数字资源的前提必须得是“资源”。“数字化”只是资源的外在形式，不能以酷炫的数字技术代替“内容”，开放的“内容”“数字化”“公众”之间是资源、工具和价值对象的关系。很多博物馆还远远没有完成数字资源开放的基础工作，便用AR、VR技术等技术方法，滥用酷炫的形式，开放的内容似乎成为形式的附属品。博物馆公众浏览数字资源多是以增长知识为最大的目的，这是由博物馆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若是欣赏酷炫的纯粹的技术，科技馆的技术远高于博物馆。因此，无论是博物馆的藏品数字资源、展览数字资源还是活动数字资源，应坚持内容至上，将资源阐释清楚，切实提高文化消费品质，资源开放的形式可以多样，但最终得围绕内容，做好基础性工作，不喧宾夺主。

  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应充分认识到公众的广泛性、多元性，理清数字资源开放的不同受众群。不同公众群体的需求显然是不同的。以馆藏资源为例，假如是偏研究型的专家学者，藏品的具体信息越详尽越好，如来源、出土/发现时的情况、同出的文物、相关的研究文章、高清晰度的照片、器物上的纹饰细节图等；而对于普通公众，他所关心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件文物的用途、功能，对于专家学者所偏好的相关研究文章之类的信息，普通公众显然不会有太大兴趣。所以在数字资源开放时，也应进行分众化，让公众有更多的选择权。如浙江省博物馆官网上公布的馆藏古琴除了相应的年代、级别、尺寸、简介、高清图片外，还设置栏目“琴音赏析”，将馆藏古琴回归其作为乐器的功能，一改博物馆藏琴只见其形状、不闻其声的状态，这也正是普通公众所最感兴趣的内容 b。当然，公众在选择浏览数字资源时，博物馆不可能干预公众的选择，因此只有做到兼顾各类公众的需求，才能让公众有更多的选择权，浏览真正对自己最合适的资源。为便于让各类需求不同的公众快速寻找到对自己最合适的资源，在博物馆数字资源页面上，多一个“公众”身份和“专家”身份的登录选择，依照不同的登录身份，公开不同的数字资源，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如果每个博物馆都只按自己的标准和做法，未来博物馆间的交流和展览文物数据的应用、互鉴、IP授权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赵秋玥，2019）数据开放的目的是利用，而数据的利用要以强大的数据量作为支撑，面对博物馆数字文化资源开放的全新趋势，不同的资源标准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对数字资源的多方面标准做统一，将极大有利于资源的共享。如对馆藏数字资源中藏品分类的设置、公开属性的规定、图片清晰度以及像素等的要求，对展览资源中展板、文物、多媒体信息的公开程度及能放大的比例等，都予以明确的规定。有了统一的标准，既方便博物馆参照执行，也便于资源的集成整合。

  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开放传播，主要有三种途径：博物馆官网、官微等，汇集各博物馆的网上平台，第三方网络站点平台。与前两种传播途径相比，博物馆数字资源在第三方网络站点平台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究其原因，前两种方式的数字资源的观众群体大多是博物馆的资深粉丝，会自觉地关注博物馆的最新动态，但受众往往也局限于博物馆的自身粉丝。因此要扩充数字资源的受众量，可通过第三方平台已有的庞大用户群，最大限度地考虑行业发展规律和互联网生态，逐步的提升博物馆数字资源的传播质量，寻找与第三方平台的契合点深度发展，才能让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拥有更大的传播力度。

  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需要充足的经济支撑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在推进数字资源开放项目时，需最大限度地考虑经济因素，并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金额来源和支持。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政府资助是其主要的资产金额来源之一，国家及地方政府每年会下达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其中部分资金可用于支持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再者，与商业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赞助、广告植入等方式，吸引企业为博物馆的数字资源开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另外，也可与品牌商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或将博物馆的IP进行品牌授权，获取授权费用，这些商业运作方式可为博物馆带来额外的收入，支持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

  从有形文物到数字资源，从展柜展示方式到网络传播，数字时代拓宽了博物馆服务公众的渠道。诚如肯尼斯·赫德森（Kenneth Hudson）在《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一书中所说，“正在成为碎片或不许人们观看或研究的藏品，其实就是不值得拥有的”，数字时代，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只有博物馆从业人员转变服务理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坚持资源内容至上，统一资源标准、加强平台合作、强化经济支撑，才能真正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一样的行业的公众共享博物馆文化的数字时代，才能让博物馆数字资源达到最大化的社会共享，博物馆的“公共性”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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